走着走着就冼星海了TA可是个近代历史名人哦

我叫冼星海,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家庭。我6岁时跟着母亲黄苏英去了新加坡,开始接触了音乐。在养正学校里,我被区健夫老师赏识,进入了军乐队,开始接触乐器和音乐训练。1918年,为了让我接受更好的教育,母亲把我送进了岭南大学(现在的中山大学)学习小提琴,开始接受正规的音乐课程。为了维持学费和伙食费,我每天售卖书、纸、笔等物品,也加入了岭南银行乐队。在乐队里,我担任演奏直箫,并成为附中管弦乐队的指挥。因为我吹奏单簧管很有韵味,所以得到了“南国箫手”的雅号。甚至连培正中学也请我去做音乐指导。我是冼星海,我曾经是一位乐教员和乐队指挥。1926年春,我考入了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在学校图书馆任助理员维持生活。期间,我师从作曲家萧友梅和俄籍小提琴教授托诺夫。1928年,我进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和钢琴,但后来因参加退学。接着,我于1929年去巴黎勤工俭学,靠在餐馆跑堂、在理发店做杂役等维持生活。直到1934年,我才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专门学习作曲和指挥。我是该班的第一个中国考生,评委非常欣赏我的才能,甚至要为我提供物质方面的帮助。不过,我只说出了“饭票”两个字,没能说出更多的话。在法国期间,我也不断创作出一些助于抗日救亡的歌曲。我,冼星海,海归回国后,看到民族危难,便投入了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中。我创作了大量的群众歌曲,并为进步电影《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话剧《复活》《大雷雨》等作曲。后来,我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并与张曙一起负责救亡歌咏运动。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我参加了上海话剧界战时演剧二队,进行抗日文艺宣传。

有一次,我参加了上海到郊区的救亡宣传活动,但当局派保安队去阻止。当我在场上演讲时,青年诗人塞克递给我一首诗。我怀着激愤朗诵了两遍,然后在5分钟内写下了曲谱——“枪口朝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这首《救歌》当场在学生中唱响,随后引起了更大的反响。在场的老百姓甚至连保安队的士兵也跟着唱,许多人都边唱边流泪。

延安时期

1938年9月,我接到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全体师生的邀请电报,我非常高兴地向妻子钱韵玲宣布了这个好消息。我来到了延安,成为了学院音乐科的主任。延安时期,我一方面继续创作抗日救亡的歌曲,另一方面也开始致力于培养新型的音乐人才。我和我的伴侣一起决定“我们到延安去吧。”就这样,我们在那年11月携手离开汉口,前往延安。在途中,我们相依相伴,结为伴侣。随着冬天的来临,1938年,我放弃了优越的待遇,奔赴延安,担任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科的主任,并在延安妇女职业学校兼职。在鲁艺任职期间,除了关注音乐理论、作曲和指挥方面的教学,我还教授音乐史。在延安期间的一年半时间里,我达到了创作的巅峰期。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作品。在这里,我不断追求进步,于1939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诗人光未然为《黄河大合唱》作了歌词,然后由我进行谱曲,这一作品也成了旷世千古的绝响。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庆祝鲁艺成立周年晚会上,我穿着灰布军装和草鞋,腿上系着绑带,指挥着《黄河大合唱》。场面非常感人,所有参与活动的人员都争相加入合唱队。更有很多人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抗日战争最前线。

在延安的那段时间里,我面临着艰苦的生活条件。但是,党中央考虑到我的贡献,在每个月给我15元津贴,而当时的朱德总司令的津贴只有5元。此外,鲁艺的辅导员们也在我创作《黄河大合唱》时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

每个教员的月薪只有12元,而我只有6元。不过,当时的待遇已经足够好了:我每星期能吃两次肉,两次大米饭,每餐还能多加一碗汤。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党组织对特殊人才的尊重。

病逝苏联

1940年5月,我赴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和配乐。在我临行前,家里为我准备了晚饭,并给我送行。可是,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该片制作中止了。我本来想经由新疆回延安,但由于当地军阀盛世才和交通中断,最终我被困在阿拉木图的哈萨克。在战争时期的十分困难的供应条件下,我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乐》(“第一交响乐”)、《神圣之战》(“第二交响乐”)、管弦乐组曲《满江红》、交响诗《阿曼该尔达》和以中国古诗为题材的独唱曲。但是,由于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等因素,我的肺病越来越严重。1945年初,苏联当局将我送往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住进医院后,我开始创作管弦乐《中国狂想曲》。但是,病情日益恶化,最终在1945年10月30日逝世。我在苏联莫斯科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但由于患上了严重的血癌和积疾,医生无力挽救,最终于1945年10月30日去世,享年40岁。幸好,在李立三的奔波下,我得到联共(布)斯大林批示,并得到苏联国际救济总会的援助,入住了医院。李立三夫妇为我料理后事,并与苏联方面一起为我举行隆重的葬礼。我的追悼词则由著名苏联音乐家穆拉杰利撰写,他后来还为《莫斯科——北京》谱曲。

我的遗体被安葬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公墓中。我的骨灰盒是一个灰色的大理石小盒子,其中央镶嵌着我的椭圆形照片,周围缎制着花束,上面铭刻着金色俄文:中国作曲家、爱国主义者和党员:黄训(赴苏联后用母姓)。

1945年11月14日,在延安,各界人士为我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以表达他们对我的哀思和怀念之情。

邮票纪念

1985年6月13日,我国发行了一枚邮票《J111 冼星海诞生八十周年》以纪念我的诞辰。这是对我的一种隆重的表彰,也是对我一生所做出的贡献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