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喆:传说中的近代大侠!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中国近代历史名人姚喆,我于1926年担任乡农民协会主席,不久之后便成为了平江起义的参与者。1929年我加入了中国党,并在土地战争时期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各项职务,如五大队司务长、红三军团特务团营长等,我也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我曾担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参谋长、大青山支队参谋长、骑兵支队副司令员、绥察行政公署主任、塞北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务。解放战争时期,我担任了许多重要职位,如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八军军长等。1955年,我荣升为中将军衔。后来,我担任了绥远军区副司令员、第二十三兵团副司令员、总高级步兵学校第一副校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位。团特务团连长、作战科科长和司令部作战科科长。

1934年1月至11月,我参加了长征,担任了红二十六军第七十八师参谋长,北路军参谋长,陕甘宁边区独立师第二军军长等职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加入了八路军。成为了八路军的一员后,我先后担任了一二○师三五八旅参谋长,大青山支队参谋长,骑兵支队副司令员和司令员,绥察行政公署主任,塞北军分区司令员,绥蒙军区司令员。

荣誉

 

1955年被授予由中将军衔。

作为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中国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我的政治生涯也很丰富多彩。1925年我参加了农民协会,1926年开始担任乡农民协会裁判委员和主席,接着我加入国民军湖南独立第五师随营学校学习。1928年7月,我跟随黄公略等人参加了平江起义。1929年2月,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党,并在之后的几年内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各种职务,如特务队队长、班长、司务长、连长、排长、大队长、党委委员等等。1934年1月至11月,我参加了红军的长征,期间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如参谋长、军长、司令员等等。抗日战争时期,我加入了八路军,并先后担任了多个职务,如参谋长、支队参谋长、骑兵支队副司令员和司令员、行政公署主任、军分区司令员、军区司令员等等。 1955年,我被授予了中将军衔的荣誉,这个荣誉伴随着我的一生。为红三军团的一员,我曾担任团参谋长和团团长。在1934年的井冈山保卫战和打长沙、攻赣州等战斗中,我积极参与并作出了贡献。之后我参加了长征,担任了中央红军第二野战纵队代参谋长、保卫团团长等职务。随着长征的结束,我到达陕北后担任了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参谋长等职务。到了1936年,我被调往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陕甘独立师,成为了师长。期间,我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等战斗。在我的努力下,师队伍的士气得到了提升,并取得了一定的战绩,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为自己的英勇表现,我曾多次负伤,但依旧能坚持指挥战斗。这一举动得到了上级军团的嘉奖和表扬,并荣获了中央军事委员会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随着全面抗战爆发,我在1937年担任了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参谋长,并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担任了八路军第一二○师参谋处处长、大青山支队参谋长、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兼委员等职务。期间,我参与了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到了1942年,我开始担任塞北区工委委员、晋绥军区塞北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务。期间,我在1944年10月前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在1945年担任绥蒙军区司令员、绥蒙区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我也作为晋绥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七大。会议期间,我还奉命率领部队收复大青山南北广大地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也积极参与到了解放战争。从1945年9月起,我开始担任绥蒙军区司令员、绥蒙区委常务委员。期间,我还在1947年秋至1949年2月间,担任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到了1948年,我兼任第八纵队第十一旅旅长,并在同年的9月至次年的2月期间,担任了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纵队。而在1949年2月至5月期间,我则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八军军长、军兼绥蒙军区司令员的职务。到了6月,我开始担任华北军区绥远军区司令员、绥远省委常务委员,这个职位一直持续到了1952年8月。同年12月至1952年7月,我则担任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并在1950年1月至5月期间担任党委的职务。而在同年5月至1952年7月期间,我则担任了绥远省委委员会的职务。到了1951年1月至1952年6月期间,我则成为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党委的委员。从1951年3月至1954年3月,我担任了绥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职务。到了1951年8月,我也开始参加抗美援朝的战斗,并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副司令员的职务,率部前往前线修建机场。到了1952年1月,我奉命回到绥远,开始担任省军区副司令员的职务。12月,我则前往军事学院进修学习。而在1955年1月至6月期间,我则担任总高级步兵学校党委委员,同年6月至1958年10月期间,我则担任党委第二的职务,接下来则担任了党委的职务。在此期间,我还先后担任了总高级步兵学校的第一副校长和校长。到了1960年11月,我开始担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党委的职务,这个职位一直持续到了1975年8月。1955年,我也被授予了中将军衔,并且荣获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除此之外,我还担任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可惜的是,1979年5月27日,因为病情恶化,我在北京逝世。我的故事从1906年8月开始,那时我出生在湖南邵阳横塘冲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在1925年11月,我参加了乡农民协会,并当选为乡农会执委、邵阳二区十三乡农会主席。可是在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我被地方当局通缉,只身逃到南县继续斗争。直到1928年春,我加入了湖南独立5师随营学校(黄公略领导),并在同年7月参加平江起义,成为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一名士兵。在随后的1929年2月,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党,并历任红五军班长、排长、特务连连长。到了1930年6月,红五军成立红三军团,我也历任军团特务团一营营长、第一师三团团长、第一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一师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在彭德怀率领下,我始终追随彭部大军的纵横驰奔,逐渐养成了敢于“横刀立马”的“将风”。在整个红军时期,我经历大小战斗200余次,5次负伤,3次负伤不下火线,也受到军(团)甚至中革军委的殊荣,成为绰号“一刀”的传奇人物。对于我来说,当年因为勇敢和赤诚,我得到了中革军委的通令嘉奖,并逐渐成为彭德怀赏识的“爱将”。有一次,彭德怀问我:“除了打仗,你还能干啥?”我回答说:“什么也干不了!”他听了笑着说:“我就中意你这一点。”

而在1934年1月25日,我在福建沙县战斗中亲率红十团主攻连50余人突击入城,与敌人进行了激烈巷战和白刃格斗。在黑夜中,我被藏身于街巷拐角处的敌兵刀伤了左脸颊,后来伤愈后留下了一条三寸多长、一指多宽的刀痕。从那时候起,我开始被称为“姚一刀”。这一刀使我荣获了中革军委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并调任中央保卫局保卫队队长兼黄安、梅瓦两区卫戍司令员。前去报到的时候,彭德怀传话说:“你挨了一刀,换了一个司令员,值得!”我回答说:“请彭军团长再给我挨一刀的机会。”

到了1934年10月,我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历任国家保卫局总队长、红三军团第十团团长,担负起保卫中央和机关安全的重责。通过这段经历,我也有了近距离接近伟人的机会。刚开始我很紧张,所以幽默地对伟人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也参与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到了1935年10月,红军胜利完成长征,而我也凭借护驾的功绩受到了好评。此后,我历任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参谋长、北路军参谋长、以及陕甘宁独立师师长,在东征山西阎锡山、西征宁夏马家军等战役中都有所参与。到了1937年春,我作为抗战储备人才,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参加了第二期的学习。

不过到了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由于编制的压缩,很多红军干部都降职任用,但是我却能够历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参谋长、七一五团代团长,可见我具备过人的能耐。在对日作战时,我参加过收复晋西北七城等战斗,杀得敌人闻风丧胆,“姚一刀”的大名也传遍了敌我双方阵营。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也担任了西北野战军八纵司令员和一野八军军长等职务,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绥远军区副司令员、第二十三兵团副司令员、总参高级步兵学校的第一副校长和校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职务。直到1955年,我被选拔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高级研究员。1979年,授予我中将军衔,并且我还作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当年春天,我抱着病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可是在5月27日,当我返回武汉时,突然受到休克的困扰。尽管及时返回北京进行抢救,最终还是因为医治无效而去世了,享年73岁。

重要事件

挺进大青山

 

我于1906年农历8月28日出生在湖南省邵阳县第二区永安乡横塘冲村(今邵阳市双清区渡头桥镇光辉村)的一个中农家庭。在1925年11月时,我加入了农民协会,并于次年担任了乡农协主席。到了1928年7月,我随着彭德怀参加了平江起义,并随后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和中国党。在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下,我参与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并参加了一至五次的反“围剿”作战,还历经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等不同阶段的艰苦战斗。

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我历任过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参谋长、军参谋长以及师长等职位。随后,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又曾担任旅参谋长、绥远大青山骑兵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绥远塞北分区司令员以及绥蒙军区司令员等职位。而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历任第八军军长以及绥蒙军区司令员等重要职务。全国解放后,我还在绥远省军区担任过副司令员、二十三兵团副司令员、总高级步兵学校第一副校长、校长以及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在党的七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中,我也是其中一员。1955年,我被授予了中将军衔,并称为“开国将军”。

作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我于1938年被任命为李井泉的参谋长。在彭德怀任部主任的情况下,率领着八路军一二○师大青山抗日游击支队奋勇向前,挺进大青山。随后在1940年,当李井泉被调回晋西北工作时,我接任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支队的司令员。我领导着勇敢无畏的抗日游击战士进行战斗,他们与日寇和派巧妙周旋,坚持在大青山中挺过了整整7年。这段时间也是我们建立和巩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要时期。

我们在大青山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后,敌人对我们展开了一次次疯狂的“围剿”和“扫荡”,但我们始终坚持着,最终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保护了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根据地的安全。

接运过冬衣

 

恶劣环境

大青山位于绥远省中东部(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东起集宁以北的灰腾梁,西接包头西面的乌拉山,南连开阔肥沃的土默川平原,北麓则是辽阔的草原,一直延伸到中蒙边境。这个地方属于典型的塞外高原气候带,受西伯利亚和古寒流的侵袭,冬天气温最低可达零下30摄氏度,荒山野岭滴水成冰,积雪有1米多厚,即使是在背阳光的地方,半年都融化不了。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没有针对寒冬的衣物,将是一件非常惨痛的事情。

战事背景

1938年7月29日,我的上级李井泉、贺龙师长以及政委关向应等人跟我们握手告别,我和委员们联合领导着2500名将士从山西五寨县出发,开始了一段充满艰辛之路,为了寻找过冬衣物,我们踏上了挺进我们当时正在大青山执行任务,接到了一二○师师部的指示,要我们返回晋西北平鲁县接运过冬用的皮衣。但是,此时此刻,敌伪军已经完全摸清了我们的行动方向,正在向我们展开疯狂的围追堵截。要想顺利地接运皮衣,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姚喆决定亲自带领小分队出马。经过与李井泉等支队领导的商议,我们决定将部队分成两部分,李井泉率领主力继续向大青山绥中地区挺进,姚喆则率领七一五团第一营和四支队第三连返回晋西北平鲁县。

在大部队向深处挺进之后,我率领的小分队在蛮汗山和长城附近绕了好几个圈子,以蒙混过关。但是我们在行进到大榆树、韭菜沟地段时,归绥驻扎的日寇后宫步联队发现了我们的行踪,并调集了几百人的兵力向我们猛扑过来,企图将我们的1个营和1个连围歼在韭菜沟一带。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姚喆果断决定停止前进,抢占有利的地形,寸土不让,抵抗敌人的进攻。

战斗开始前,我来到三连阵地马鞍山麓。我匍匐在前沿草丛中,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敌情,然后走进工事,拍着一名学生兵的肩膀问道:“小鬼们,你们打过仗没有,怕不怕打仗?”这些十七八岁的小战士们望着我坚毅的目光,一个个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怕!日本鬼子胆敢爬上来,我们就狠狠地揍他,叫他们脑袋开花回老家。”我告诉他们,对待敌人要有狠劲,要勇敢,但也不能蛮干!一定要听取指挥,机动灵活,才能赢得战斗的胜利。

战斗打响

战斗打响后,我和指战员们英勇顽强地与敌人交战,从上午一直打到下午,激战了六七个小时,一连打退敌人10余次进攻。最后,我们迫使敌人丢下20多具尸体,灰溜溜地缩回了归绥。

时间就是胜利。在打退敌人进攻后,我指挥战士们连夜赶往接运皮衣的平鲁。途中,我们遇到了一二○师警备六团团长孙超群和政委张达志,他们正在护送着100多头毛驴。我们互相协助,顺利地将皮衣运回了大青山。

当我和小分队的指战员们看到驮着的1400多件皮大衣时,我感到非常棘手。这百几十头毛驴排成一队,每头毛驴都驮着十几件皮大衣,那场景着实壮观。但这个目标太大了,我们该怎样才能顺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将这些东西完好无损地运到大青山去呢?我背着双手独自转悠着,十分犯愁。突然间,我停下了脚步,叫来了一营营长傅传作和三连连长梁劲秀。我们商量了一阵,决定让小分队的指战员每人穿一件皮大衣,剩余的再用毛驴驮运。

这个办法当然很好,毛驴队精简了三分之二,但却让战士们很辛苦。当时正值盛夏季节,战士们全都身着单衣薄裤,脚穿草鞋,却一个也没有不汗流浃背的。现在,在背着原来的武器、弹药、干粮和背包的基础上,还要穿上几斤重的皮大衣,真是热得难受。看到战士们满脸难色,我抓起一件皮大衣就往身上穿。在我的带动下,战士们再也没有多说一句话,几百件皮大衣全部穿上了身。

当我们接运皮大衣的小分队来到平绥铁路附近时,我从抓获的“舌头”口中得知,日伪军已在铁路沿线设下重兵埋伏,企图截取我们的皮大衣。情况紧急,我命令护送我们的孙超群和张达志,率领警备六团从侧后进行包抄,奔袭日伪军的老巢红沙坝车站,以钳制敌人。一时间,红沙坝车站枪声大作,火光冲天。埋伏在铁路旁的敌兵哪还顾得了抢我们的皮大衣,一个个抱头鼠窜,没命似的跑回车站,去保护他们的窝点。我们很快率领身穿皮大衣的小分队,赶着几十头毛驴,不到半小时就成功越过了敌人严密封锁的平绥铁路。

接下来的一天一夜里,我带领小分队昼夜兼程,一口气赶了七八十公里山路,胜利到达大青山腹地大滩(今察右中旗境内),与主力部队会合。从此,绥远大青山地区的抗日斗争展现出了全新的局面。

改建骑兵队

 

背景以大青山为中心的绥远敌占区,我所在的小分队了解到,除了大青山、蛮汗山是山区外,大部分是丘陵地带,还有土默特平原和乌素察布草原。

日伪军在大青山地区的军事力量大部分是骑兵和机械化部队,特别是伪蒙军和土匪,全部都是骑兵武装。在许多战斗中,我们发现步兵行动缓慢会导致失掉有利战机,部队向平原和丘陵地带的发展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实践证明,将大青山步兵支队装备为骑兵支队,是对付疯狂的日伪敌军,扩大战果的最好的武装斗争形式,是开展群众工作,配合地方党组织建设和巩固游击根据地的保障。1938年11月22日,党中央在《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这一地区的战斗,非有骑兵不行”,“应该使自己迅速拥有多数骑兵”。我们随后立即请示党中央,和一二○师贺龙、关向应很快作出批示,要求我们迅速由步兵改建为骑兵,以更好地打击敌人。

随后,我们迅速改建为骑兵,并得到了党中央和军队的支持。大青山北麓的农业区、半农半牧区以及草原地带由于我们的骑兵部队,我们得以更加迅速地行动,在战斗中胜利屡次,成功地配合地方党组织建设和巩固游击根据地。在大青山南麓农业区和牧业区,我们发现农民和牧民都擅长养马骑射,而且也盛产马匹,这给人民抗日游击支队改建骑兵部队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不过,由于日伪军的征调,自卫军的摊派和土匪的掠夺,人民群众家里的马匹并不多。为了解决马源困难,我指示各大队一定不能增加农牧民的负担,要积极向日伪军和土匪展开进攻,从他们手中缴获马匹。

改建

我得知驻扎在绥南地区的一营营长邹凤山收到支队关于改建骑兵的指示后,立即召集班以上干部开会研究,大家表示坚决拥护支队司令部的决定,通过战斗完成步改骑的任务。接着,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邹凤山率领一营三连指战员步行40多公里,突然袭击了归绥郊区陶卜齐附近的一个匪巢。土匪头目是绰号叫“干豌豆”的惯匪肖顺义。这次奔袭,我们共俘获排长以上土匪头目24人,缴获长短枪70余支,战马100余匹。一夜之间,绥南部队由步兵变为骑兵,成功地完成了步改骑的任务。在绥中地区,三大队、四大队和我们支队司令部虽然在战斗中缴获了一批马匹,但还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深入村庄去动员那些爱国思想强烈的蒙古族上层人士和地主,为八路军捐献马匹。特别是武川县五合乡和三元井乡一带,教会势力很大,控制这一带的神父是比利时人,教堂里配备有骑兵武装,对这一带的控制非常紧。一些大户有心为抗日捐献马匹,但由于害怕受到教会势力的打压,不敢做出善举。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率四支队干部樊炽华和田恩民亲自去教堂,向神父宣传党和八路军的宗教政策。在我耐心地劝说下,这位比利时神父不仅不再阻止支援抗日,还将教堂里的马匹捐献给了我们的大青山支队。这样以来,我们绥中地区部队顺利地筹集到了数百匹军马和一批军用物资。

组建骑兵不仅要解决马匹和鞍具的问题,还需要统一指战员对组建骑兵的必要性有清楚的认识,还需要训练骑兵、掌握骑兵技术方面的知识。我们的大青山支队除了当地新补充的士兵以外,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指战员都不会骑马,也不懂得骑马战术和养马驯马的知识。因此,我们需要加强训练。我们部队中的一些战士对于成为骑兵有些犹豫。因为成为骑兵需要铡草筛料,需要半夜起床添料,需要在早晨饮马、遛马,这让他们觉得太麻烦了,可能还不如当步兵来得省事省心。另外,还有一些战士畏惧战马的烈性,担心和控制不住战马,这也让他们犹豫不决。 我虽然在井冈山根据地和长中骑过马,但是对于骑兵了解并不多,更不懂得如何养马和驯马。为了起个带头作用,我主动去拜访当地的马倌和擅长骑马射箭的蒙汉群众,向他们学习驯养方法和驾驭技术。在我的带领下,广大指战员的信心倍增,提高了思想认识,成功克服了畏难情绪,很快掀起了一个“比学马术的”热潮。在学习过程中,我将蒙汉群众日积月累的饲养和驾驭经验总结提炼成了一首首朗朗上口的歌诀,如:“脚尖跟蹬,身略前倾,两腿夹紧,坐稳”、“草膘,料劲,水精神”和“草短,料净,水要清”等等。指战员们对照歌诀,在蒙汉群众的手把手指导下,经过长时间的刻苦训练,不仅学会了驯养战马的方法,还掌握了一整套驾驭作战的技能。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不断提高部队作战能力,我们还需要在骑兵训练中取得更大的进展,并逐步攻克骑兵技巧的难关。为了提高我们游击队的作战能力,我提出了“一边打仗一边建,一边行军一边练”的口号。我带领指战员们在战斗空闲时间,或在清晨艳阳高照的时候,或在残照余晖中,奔驰在广袤的草原上,开展马上瞄准、马上劈刺和策马追击等训练。这样一来,我们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支队很快就成为了一支强劲的骑兵部队。 到了1939年底,我将分布在绥南、绥中、绥西三个地区的4个大队整编为3个骑兵营,再加上四支队所属的4个连,下辖13个连。到了1940年5月28日,我们的大青山支队骑兵营已经扩编为团的建制,兵力规模最多时发展到了2000余人。 在1940年的春天,一万人的“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在中央和绥远当局的统辖下,名义上是在参加抗日,但其实却流窜在大青山地区,一方面不断地制造摩擦,阻挠和破坏我们大青山军民的抗日斗争,另一方面则秘密地和日本侵略者勾结在一起,准备随时投敌。蒙汉群众非常愤怒,称他们是“灭蒙助日亡”。为了彻底消灭这伙日寇马仔,我决定坚持抗战,同时在骑兵部队的基础上,加强军民合一的武装斗争,最终聚歼了这伙汉奸和日寇走狗。我们坚决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保守。我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立场原则,并坚决实行自卫反击,彻底清除抗日道路上的障碍。在去年春节期间的一个多月里,我指挥骑兵支队与“自卫军”连续进行了10多次战斗,俘虏了“自卫军”2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000余支和电台9部。打击后,“自卫军”溃逃至河套地区。 到了1940年3月底,西进河套的日本侵略者在遭受傅作义部队的重创后,全部撤回大青山地区。从4月开始,他们对我们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接连不断的“扫荡”。每次“扫荡”,日寇对我们根据地都会实行非常野蛮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他们还在部队游击活动区域内增设了不少据点。按照党中央和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我带领大青山骑兵支队展开了更为机动灵活的骑兵游击战争,拓展了更广阔的敌占区域。我们在东到集宁,西至武川,南抵平绥铁路,北达乌兰花、甘肃境内开展了一系列有效的游击战斗行动,创造了较好的战斗成绩。在这样的斗争中,我们坚守抗日根据地,在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土木尔台广大地区,我们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时而采用骑兵快速奔袭突袭敌弱点,时而迅速撤离避开敌人主力,时而在山地丘陵中兜圈子,时而又声东击西迷惑敌人。这样的灵活机动战术使得日寇发动的5次“扫荡”毫无成效。有些日本鬼子曾经领教过姚喆的厉害,只要听说是我们率领骑兵部队来了,就吓得不敢前进。 大青山骑兵支队是在烽火硝烟中改建并发展起来的。它凝聚了李井泉、姚喆等创始人的心血。直到1942年10月撤销骑兵支队建制,成立塞北军分区为止,我们共进行了3年零10个月的战斗。在这段时间里,为了坚持和扩大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粉碎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反对顽固派限共产、敌视群众,我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41年和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极端猖獗和中国人民抗战处于极端困难时期。日寇为了取得侵华胜利,企图分裂抗日根据地。我们被迫离开大青山游击根据地,转移到绥西南地区。在那里,我们继续打击日寇,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我们以更加机动灵活的战术,在远离敌众的地方,对日本侵略者展开优秀的游击战斗。我们爱党爱国,坚持不懈地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近年来,日本侵略者不断加强对中国沦陷区的掠夺和对解放区的进攻,集中兵力进行连续“扫荡”和“蚕食”,采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试图消灭八路军,毁灭我们的根据地。此外,顽固派为了削弱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制造了一系列摩擦事件。1941年1月爆发的“皖南事变”是顽固派的第二次妄图。在日伪顽的夹击下,中国人民的抗战形势越来越严峻。 抗战形势极其困难,我们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表现得尤为突出,成为全国抗日根据地中最为艰难的地区之一。在日寇的眼中,大青山地区有着极其重要的“蒙疆”战略地位,所以日寇把大青山划为“防共”特殊区域。从1941年春季开始,日寇为了达到其“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目的,推行了极其残暴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施政跃进运动”在大青山地区。首先,对大青山根据地的“扫荡”更加频繁,规模更大,每次“扫荡”出动兵力都在1000人以上,多时达到四五千人,而每次“扫荡”时间最少1个青山地区封锁围剿之际,我率领的大青山骑兵支队广大指战员,面对敌人的疯狂“扫荡”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展开了坚决斗争,成功粉碎了日伪军无数次的“扫荡”和“围剿”。而在绥中地区,是我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活动比较集中的地区。然而在1941年这一年中,日寇却先后对绥中进行了5次残酷的“扫荡”,其中有3次是极其恶劣的。每次日寇疯狂扑来,我果断率领部队官兵,巧妙地撤到了外线,使其险恶阴谋没有一次得逞。 日寇不断加强对大青山地区的“围剿”和封锁围攻。他们采取了多种手段进行“扫荡”,如“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式”、“穿梭式”等方式,步、骑、车相结合,有时还配备了飞机。此外,日寇还对大青山地区实行了军事、经济、文化三方面的进攻,“总体战”一招也没少使。其中最毒辣的是,他们对我们的根据地实行了封锁围困的“囚笼”政策。日寇在大青山和蛮汗山周围修筑了几十条公路和100多个据点,筑建了一大批碉堡,在沿着交通要道的重要村庄分兵驻守。量的部队。并且,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隐蔽措施,让敌人无从下手,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我们自己的力量。 在大青山地区环境恶劣、干部牺牲较多的情况下,我们党中央和一二○师贺龙、关向应高度关注并增派兵力支援。1941年秋,我奉命到延安和晋西北汇报工作,而朱德和贺龙则当面指示:大青山斗争要作长期打算,要搞好军事隐蔽,麻痹敌人,保存力量,坚决达到坚持这个战略要地的目的。为了应对大青山区干部队伍缺乏的困难,党中央甚至一次从延安抽调了200多名干部,与我一同来到了大青山,及时地给我们的队伍补充了干部力量。 在如此强大的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明确提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有利就打,不利就走”的方针。我充分利用我熟悉的山地地形,不断变化战术,让敌人分区、分阶段“扫荡”时,我们向未“扫荡”地区转移,使敌人失去猎杀目标;当敌人分数路进攻时,我则率领队伍迅速钻空子由内线跳到外线,集中优势力量打击、歼灭其一路或其少量的部队。同时,我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隐蔽措施,使得敌人对我们的根据地毫无下手之力,而我们自己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自己的力量。为了应对“扫荡”之敌的攻击,我们部队有着丰富的应对经验。当敌人兵力不足时,我们会集中优势兵力,进行钳制和歼灭敌人的行动;当敌人兵力过大,难以找到歼敌机会时,我们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路突围,进入敌人力量达不到的空虚地带和敌据点附近隐蔽活动,或相机袭击敌守备薄弱的据点。在具体实施上,我命令各作战单位灵活地使用各种战术,如集中和分散、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相结合,以在战场上更具优势和灵活性。我们还会准确地选择有利时机和敌之薄弱点,采用打伏击战、夜战和长途奔袭等方式,以速战速决。 由于日寇的频繁“扫荡”和袭击,整个大青山根据地都满是战火,我们基本上每天都要打仗,有时甚至一天打几仗。为了预防敌人的袭击,我们通常会白天上山隐蔽,夜间下山吃饭、宿营,天亮前再上山。这种生活方式也让我们习惯了拿着枪,连睡觉都要抱着枪。擦枪时,我们还会将零件放在一块布上,需要时包起来就走。此外,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我们时常供应不足,不得不靠野菜填饱肚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队伍经常在艰苦的山林里奔波,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即使有时几天吃不上饭,我们也要坚持斗争,靠着我们对抗日鬼子的信念,在大青山根据地打出一片天。我和我的战友们在寒冷的冬天里,由于缺乏足够的衣服,很多同志们都只能穿一件薄薄的单衣,并且鞋子已经坏了,于是我们就用牛皮、破毡片把脚缠起来,这也成了我们艰苦卓绝的长征史上的一道风景线。当我们到达战地时,很多战士的袜子和鞋子常常已经被冻在了一起,耳、鼻、手、脚被冻伤也是常有的事情。经过困难的两年时间,我和姚喆带领的绥中骑兵支队主力先是撤退至绥西,后来又转移到了绥南。当时,日寇调集了重兵对绥南进行“铁壁合围”、“闪电式”“扫荡”,而我们又被迫率部来到绥西。 1942年10月15日,日伪军突然包围了绥西各山口要道,继而进行大规模的“梳篦式清剿”,我们绥西部队和党政工作人员七八百人在德胜沟、井儿沟、万家沟、白石头沟、一前晌等地被围困。为了解救被围困的官兵,姚喆率领我们进行了6次战斗,然后命令各部队化整为零,有准备地分散转移。为了钳制敌人,我们在转移后,还埋伏了教导大队于德胜沟西面。当一路200余名日寇进入沟内时,姚喆一声令下:“开火!”我们教导大队立即开火,用猛烈的火力狙击日军先头部队,接着我们主力队伍也赶到了现场,用更强大的火力与敌人展开对峙。在一系列激烈交火之后,我们成功地打退了日军,完成了解围任务,也有了新的战斗胜利。我们队的指战员们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花了很短的时间就将几十个日寇击倒在战场上,我看到河沟里留下了侵略者的片片血迹,心中感到骄傲和自豪。在这段时间里,为了减少被敌人发现的可能性,教导大队将分成小分队活动。姚喆率领着只有一个班的人转移到了绥中。经过了一个月的“梳篦式清剿”,日寇最终以计划彻底破灭而告终。在这段时间里,我指战员们英勇顽强,始终抵抗着日寇的进攻,取得了重要的战斗胜利。 在我所在的骑兵部队在艰难地与日寇作战的日子里,中央晋绥分局为贯彻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加强对绥远和雁北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于是,他们决定在10月24日将绥远(大青山)与雁北(晋西北第五军分区)合并,成立塞北军分区,以姚喆为司令员,塞北区工委高克林为政委,统一指挥绥远敌占区和雁北地区的军事斗争。在此同时,取消大青山骑兵支队番号,原骑兵第一、第二、第三团番号不变,原晋西北第五军分区部队被编入塞北军分区雁北支队。这样,姚喆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组织起来的塞北军分区,使得我们有了更加强大的力量,更好地抵抗着日寇的进攻。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组织起来的塞北军分区使得绥远敌占区和雁北地区的抗日工作更加统一和加强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也与后方的联系更加紧密了。11月份,晋绥分局给我们发了指示信,要求我们对日寇大“扫荡”后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有清醒的认识,提出正确的财政政策,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伪军,认真贯彻精兵简政,精简部队,保存骨干,采取小连队制,组织秘密的不脱产的小武装。 姚喆在指挥我们反“清剿”的同时,将骑兵三团改编为步兵团,只留一个骑兵连,使主力更加地方化、群众化,更进一步适应敌后游击战争更加频繁、斗争更加复杂的环境。转移到绥中哈拉沁等地后,姚喆一方面了解主力撤走后绥中的情况,另一方面鼓励在绥中坚持斗争的干部群众认清形势,树立战胜日寇的信心。几天后,我们在黄花铺一带会合。由于绥中敌据点增多,部队不易活动,而绥北有机关支持,姚喆在指挥部队的同时也要注意协调各地、各部队的关系。 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不断加强与当地群众的联系,通过深入群众工作,极大地加强了与当地群众的联系,更加有力地开展抗日斗争,为最终打败日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西山大沟深,便于隐蔽。所以在敌人的大“扫荡”结束后,我立即率机关、部队和游击队重返绥西。那时候的绥西,德胜沟等驻地已被敌人侵占,房屋被烧毁,窑洞被炸塌。我命令骑兵三团团长蔡久率部队穿插到武川县西北和固阳一带活动,瞅准时机打击小股敌人。 我带领教导大队和部分党政干部共150余人,由骑兵改为步兵,将马匹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顶风冒雪,转移到了荒无人烟的大青山最高峰——石虎子山。石虎子山群峰环抱,灌木丛生,周围一二十公里没有人烟,敌人也不敢在山上设立据点。尽管还没到11月,石虎子山早已大雪纷飞,滴水成冰。部队无处宿营,指战员们冒着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在山上挖出一个个不到2米长、1米宽、半米深的地坑,再在上面搭起一座座茅庵窝棚,用来避风宿营。山上风大,窝棚不能搭得太高太大,一般人都要猫着腰进出,抬头就能碰上棚顶。因天气奇冷,须经常在窝棚内生火驱寒,指战员们一个个都冻得像冰棍儿。 在这种环境下,我指挥部队继续开展抗日斗争,时刻警惕着敌人的行踪,瞅准时机发起攻击。我们在石虎子山上度过了漫长的冬天,经历了苦难和困难,但最终凭借着坚韧不拔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成功地避开了敌人的追击和打击,为抗日斗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绥西,群众们食不果腹,平川老百姓一块光洋只能买到不到2斤高粱面,山区群众则只能吃灰菜籽过日子。部队的粮食非常困难,尽管有些群众冒着生命危险送来一点粮食,但仍然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最初的一段日子里,每个人每天还能吃三四两小米或喝一些莜麦糊,后来由于没有粮食了,大家只能扒开积雪去寻找野菜籽。因为没有石磨,野菜籽也无法被磨成粉,他们就只能用两块石板将野菜籽挤碎。虽然这样做,但由于野菜籽很难寻找,他们也不得不多加一把雪,把野菜籽熬成粥喝。 在这段极为艰苦的日子里,我与大家一起搭窝棚、喝野菜籽粥,并且踏着没过膝盖的大雪去拾柴和烧火。我和战士们谈笑风生,给大家讲红军艰苦奋斗的故事,鼓励大家打起精神战胜困难。我常说:“我们决不能让日本鬼子占领我们祖国的一寸土地。只要大青山还有我们的一名战士,那就证明,大青山还是我们的!”战士们看到我坚持在山上与大家一起战斗,并且是那样的乐观自信,都受到鼓舞,更加坚信我们一定会获得最终的胜利。正是在这种困境中,我所展现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激励了每一个战士,让我们共同坚持战斗,终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经历了种种的困难和考验后,我所在的大青山军民不仅成功地战胜了敌人的“梳篦式清剿”和全面封锁,而且还经受了严寒、饥饿和各种困难的严峻考验。 1943年3月,晋绥军区决定调我带领教导大队回晋西北整训。于是,我于3月13日从绥西出发,并于22日到达了偏关。 1945年2月17日,为了加强对绥远地区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成立了绥蒙区党委,并任命了我们十人为区党委委员,其中包括我、高克林、张达志和乌兰夫等人。4月23日,在延安举行的党的七大中,我也有幸出席会议。会议刚开始召开,朱德决定调陕甘宁边区联防军骑兵旅增援大青山根据地,并指派我来指挥。会议尚未结束,我就率领骑兵旅、晋绥军区步兵第九团和第二十七团,重返大青山。在随后的战争中,我指挥绥蒙地区的步骑部队,与晋绥和晋察冀的部队配合,全面向日本鬼子发起进攻,最终取得了绥蒙地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不久之后的7月,党中央决定将塞北军分区改为绥蒙军区,并任命我为该区的司令员,统率着绥蒙地区的步骑部队。在我和我部队的努力下,我们成功地配合晋绥和晋察冀的部队,击败了日寇,夺取了抗日战争的终极胜利。